清晨，麻雀在浮石站站台的栏杆上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很是悦耳。我和同事像往常一样，提前十分钟到运转室进行班前学习。站长梁忠华走过来说：“小杨，因工作需要你将调去罗城站。”“罗城站？”我的第一缕念头是雀跃。浮石站的小运转列车天天有，调车长的哨子从早响到晚，我揣着列尾装置跑站台，一天下来鞋跟都快被磨平了。罗城站听说是个慢节奏的小站，或许能喘口气。心里那点小期待像破土而出的嫩芽，悄悄往上蹿。
　　可没等嫩芽舒展，忧虑就铺天盖地袭上心头。新站长和同事好相处吗？我在浮石待了三年，街坊邻居熟络得很，突然要挪窝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更要命的是通勤——每组班往返得一百四十里，天不亮就得摸黑出门，月亮升老高才能到家，路上得花多少时间？
　　调令上的日期像个钟摆，一天天敲在我心上。从前总念叨着“想换个地方”，真要换地方了，脚底板却像粘了胶水，挪一步都沉甸甸的。
　　报到那天，我拖着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，站在罗城站站房前忽然没了底气。“是小杨吧？”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，转身看到一个苗条的中年男人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说：“我是梁珑耀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！”梁珑耀帮我拎箱子，安排好我的住宿，又拉着我到站场上转了一圈。“这边是货运值班室，那边是客运候车室，你先熟悉熟悉，有啥不懂的尽管问。”他性格直爽，像站台边的钢轨一样敞亮。
　　副站长吴靖宇比我大五岁，穿了件印着铁路标志的夹克，说话带着年轻人的爽利，聊起球赛和新歌时，活脱脱像大学里的学长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值班员廖守洪，56岁的他头发白了大半，却把值班室收拾得窗明几净。他老家离这儿六十多公里，比我通勤还远，却没有过一句抱怨。“桌子擦干净了，干活都舒坦。”他一边用抹布擦控制台，一边慢悠悠地说。我望了望显示屏上鲜红的安全生产天数，忽然觉得，自己那点“通勤焦虑”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　　当天，我站在罗城站的站台上，候车室里挤满了背着书包的学生和拎着行李的老乡，吵吵嚷嚷像个热闹的集市。师傅们耐心地疏导着人群，“慢点走，别挤着孩子”“车票拿好，3号车厢在前面” … …我攥着报话机的手心直冒汗——浮石站不办客运，这是我头回接发旅客列车。
　　“电力客车T8727次司机，1道出站信号好，罗城站1道发车。”报话机里传出我的声音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音。直到列车缓缓开动，车窗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，我看着那抹绿色的影子渐渐远去，忽然觉得胸口热乎乎的。
　　一组班结束，踏上回家的通勤车时，夕阳把铁轨染成金红色。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，忽然懂了——铁路人的日子，本就是跟着铁轨延伸的。那些调动时的惶惑与眷恋，就像钢轨热胀冷缩时的应力，总会被新的使命慢慢抚平。
　　车窗外，罗城站的站房越来越小，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。